開闢鴻蒙
俠客。這個談資只要一出現，人們多數就會喜笑顏開，說這個「詞兒」，這個「意向」，這個「形象」，好像就有一股豪氣襲來。一種「急人之難、出言必信、鋤強扶弱」的「豪俠之士」。這是對俠客最普遍也最好的印象。
《史記‧遊俠列傳》：「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是說言必信，說到必做到，以事功踐出言，靠一種「俠客之義」，就是「豪氣」。 唐元稹有《俠客行》詩：「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 清許秋垞 《聞見異詞》中有「俠客」篇：「有一俠客，神劍術。」可見不怕死的俠客，在唐代就佩著神劍，儼然是"俠肝義膽"、氣度不凡、武藝高強的超人。史學家鄭振鐸在《論武俠小說》中說：在被社會不公、不平等、暴力和陰暗壓抑著的人們心理上，會產生一種幻想，「於是在他們的幼稚的心理上，乃懸盼著有一類『超人』的俠客出來。」
李白有詩云：「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可見俠客並不是受僱者，不隸屬於統治階級的任何一部門，他們身手不凡，來去無蹤，卻從來沒有企圖用武力控制或者協助控制當時的社會。俠客遵循的不是儒學思想中的「忠」，而是「仁」，這種差別，單是從三者所用的武器上便可略窺一二。騎士用長矛，攻擊半徑大，將自己包圍在一個大圓中，以自我為中心；武士用太刀，刃鋒利無比，刀身剛硬不可摧，一刀殺一人，刀一出鞘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俠客用劍，剛中帶柔，舞時遊刃有餘，往往點到即止，處處留三分餘地。正是這種特性使得俠客不可能在中華的正史上大放異彩，只在人們目光不可及的地方輕輕拔劍，悄悄改變著歷史的走向。
遊俠，在兩漢是一種社會現象，也是讓統治者感到頭痛的一個社會問題。遊俠之中，品類複雜，高尚者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一諾千金，存亡死生；惡劣者或呼朋引類，招搖過市，或武斷鄉曲，稱霸一方。
由於兩漢時期遊俠的興盛，並且有著巨大的社會影響力，從而演變成一種心態，演繹成一種生活追求，並演示成一種文化現象。以致"俠"竟然成為了一種關於人的品格或作風的形容詞，說某人"好任俠"，某人有"俠氣"，某人有"俠風"等等，成為某些人的品格特徵。「俠肝義膽」「仙風俠骨」等等成語也造出來了。
什麼是"俠"呢？歷來解釋很多，又因人而異，較多的解釋侷限在"武"字上。《中國武俠史》的作者陳山認為：先秦時，"劍"除了稱劍，又稱之為"鋏"，"因此，『俠'在形、義兩方面都可能是從『鋏'字轉化而來"。這種說法，是把俠解釋為「劍客」。史學家呂思勉先生在《秦漢史》中則說：春秋之後，失職之士，"好文者為游士，尚武者為遊俠"。就是FEITER族，無業、失業的「自由職業」者，長於文者、思者為「游士」，長於武者、力者為「遊俠」。這些說法，都是受到韓非子《五蠹》篇中的"俠以武犯禁"、"遊俠私劍之屬"等話頭的影響。
實際上，呂思勉先生並沒有抓住韓非子這些話的主旨。韓非子說這些人窩藏"私劍"（個人攜帶的武器，屬於個人武裝力量），並敢於"犯禁"。韓非子是法家，他這麼說，目的在於揭露這些人"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漢書遊俠傳》)。這個"殺生之權"，在法家韓非看來，是只能專屬於君主。所以韓非子認為這些"俠"的目的在於"肆意陳欲"（放縱自己的行為和慾望，使自己的慾望不被約束），要想成為"俠"，就"棄官寵交"（《韓非子八說》）（官員放棄職責去結交知己朋友），並且私設屬於自己的武裝力量。可見，韓非子雖然強調"遊俠"的暴力作用，但他對遊俠的理解主要還是關注到"俠"是一個社會群體，是有那麼一幫子人（私劍）作為後盾的。可見，最早被稱為"俠"的，並不是以"武"聞於世，而是擁有「私人武裝」的社會群體。
司馬遷在《遊俠列傳》中說：「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
這段話說得很清楚，太史公所標舉的延陵（季子）、戰國時四公子（孟嘗、春申、平原、信陵），都不是"以武犯禁"的人物。他們的共同點在於"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換句話說，他們是因有一幫追隨者（不管這些追隨者抱有什麼目的）而彰顯社會的。我們所熟悉的以"武"認定「俠」的「標準」實際上並未在司馬遷的考慮之列，雖然先秦貴族都接受過"武"的訓練。
司馬遷說的"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是說沒聽說過平民之俠。
眾所周知，《史記》中有《刺客列傳》，記有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等五人行刺報恩的事蹟。司馬遷對他們的獻身、勇武、守信、執著、一往無前的精神讚美有加，甚至說"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這是很高的評價了，但太史公不認為他們是"俠"，而是獻身、勇武、守信、執著、一往無前行刺報恩的「刺客」。是後世稱這些刺客為俠的，把「刺客」等同視為武藝高強的「俠客"。太史公不認為「刺客」是「俠客」，區別在哪裡呢？在於刺客常是獨立個人，沒有追隨者；而俠客是有追隨者的，有的有一大批。
從文字學角度看"俠"字。甲骨文、金文皆無"俠"字，俠者，夾也。《尚書梓材》："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一切經音義》云："夾，輔也。"在金文中，"夾"的字形很像中間有一個大人，兩側皆有一個小人夾輔，這就是「俠」字的本義。
用這個概念去定義一個群體，大約是戰國時期的事情。人們最初是稱什麼樣的人為"夾"—「俠」呢？也就是說什麼是俠呢？要理解這一點，就要對產生俠的社會環境有個確切的認識。
中國是一個宗法國家，與一切宗法國家一樣，中國也是一個"垂直型的組織社會"。社會中的人際關係有著清晰的等級建構，就是我們所引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西周時期等級十分森嚴，不可踰越，每個人都被控制在這種嚴密的垂直的統治建構之中。這樣的社會是缺少流動和交往的。班固對這樣的社會有十分準確的描述：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天下理焉。
在這個等級社會中，人們各守所職，各安其份，在低等級下位者，連改變自己地位的願望都沒有，更不用說行動了。班固於是幻想，每個人都老老實實充作國家這部機器無生命的零件。然而，作為有七情六慾的人，必然不能滿足於充當垂直鎖鏈中的一個鏈環。他也有交往的要求，而交往本身是人際關係中的一種橫向聯繫。它不僅反映了人性中的一種需求，即理解與溝通的需求；而且也是人們向自然和社會磨合、索取與鬥爭時的一種結合形式。因此，當垂直式的社會控制稍一鬆動，人們的橫向聯繫馬上加強，這是毫無疑義的。遊俠之風正是始於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孔子本人就特別喜歡交遊，《論語》開篇就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他帶領了眾多弟子周遊列國，他的弟子成為實現其政治主張的堅決支持者。因此，我們可以把孔子及其弟子看作遊俠之濫觴。
戰國時代，社會發生巨變。原有的社會等級解體，這時就產生了像"四公子"那樣因為能夠禮賢下士，急公好義，從而有了眾多追隨者的大俠，所以被司馬遷冠於《遊俠列傳》之首。
這種橫向的交往和一些人受到許多士人的追隨，就會扭曲垂直統治的社會，不利於法家所設計的只有君主一人才能享受絕對權力，其他任何個人、任何集團都不能分取一杯羹的極權社會。遊俠的活躍意味著原有垂直統治的固化社會的分崩離析，自然它會受到皇權專制的嫉視，所以作為法家的韓非子對遊俠的貶義和指責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班固感慨地說："於是背公私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這裡所謂"公"就是君主的"私"；那麼"私黨"也就是君主之下各自為政的"俠"了。這些"私黨"紛紛"背公"，搞自己的一套，帶壞了社會風氣，誰也不肯"守職奉上"，老老實實聽君王的話了。韓非子與班固是希望維繫王權專制，用的是維權之貶俠之筆，太史公用的是史筆，並且區分了刺客與俠客。他對刺客比較褒揚，對俠客並不表示讚賞，但也不隨意貶責。
那麼，禮崩樂壞的戰國出在社會垂直組織斷裂中出現了橫向縱橫的俠客及其追隨者群體，這到底是社會的進步，還是"天下無道"呢？在重視個人存在價值的21世紀，這個問題顯然不用多說了。
討論「遊俠」，我們只關注了"俠"，忽略了"游"。「游」作何解釋呢？人們自然而然地認為"游"就是游動、遊走。這種固定觀念源於後世對"俠"的理解，後世人們認為"俠"都是四處行義，打抱不平的，他們自然應該是個"遊走者"。
這種說法是不對的。比如前面講到的《史記遊俠列傳》中記載延陵和"四公子"，這些被當時稱為「遊俠」的人，「行俠"（是指聚集門客）、交友（是指追隨他們的人主動多數是自己找上門來），似乎與其游動、遊走沒有多大關係。只是到了漢代，"遊俠"的遊走、奔走的色彩才濃了起來。所以，太史公所說的"遊俠"的"游"似乎應該理解為「交遊」之遊。交遊在古代漢語中是指人與人交友，古人常說某人與某人遊，就是交友之意。這些公子哪一位不是善於交遊的呢！
我們對《史記遊俠列傳》、《漢書遊俠傳》所入選的遊俠事蹟故事一分析，便可知他們的最大公約數就是「善交遊」----有人追隨（這是善於交遊的結果）。《史記》記載的遊俠有（指有傳記的）：朱家、田仲、劇孟、郭解；《漢書》中有：朱家、田仲、劇孟、郭解、萬章、樓護、陳遵、原涉等。史記和漢書中很少寫到這些人物"武"的行為。特別是《漢書》中的樓護、陳遵、原涉，都是有政治地位的高官。他們都生活在王莽當權時，其共同點是"好交遊"，朋友很多。當時王姓的五位諸侯爭名鬥勝，互不相讓，但他們都與樓護有著良好的關係。樓護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輛，閭裡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陳遵以好客聞名於世。他請客飲酒不許逃席，不僅關閉大門，連客人車子車轄都要拔下來，扔在井中。說他們是"俠"，主要指他們都善於交友，並有著相當多的支持者。
我們再從反對遊俠的聲音中也可以看出"俠"的特點在交遊。東漢史學家荀悅反對游士、遊俠。他在《前漢紀》中概括遊俠時，說了三點："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遊俠之所以能夠作威作福、樹起威勢的根本在於"結私交"。他還說這些遊俠：
飾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眾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眾於官事，於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壞矣。
這些遊俠追趕時髦、時利，不顧及家族的利益，不尊敬父兄和骨肉之情，整天與朋友賓客待在一起。他們不注重修養，追求世俗的名譽；他們與朋友賓客吃吃喝喝、搞物質拉攏，花去自己的家業。荀悅所反對的遊俠也是以好交遊為特徵，他認為這種交遊不僅在思想意識上排斥儒家所宣揚的保護宗族宗法的思想觀念，而且也在經濟上損害、破壞著宗法宗族制度的物質基礎。
當然，韓非的"俠以武犯禁"並沒有錯，"俠"有了追隨者，勢力大了，對於既定的規範和最高統治者的權威就會有不買賬的現象出現。他們或者為了公益或者為了私利，不免與現存政權發生衝突。這種衝突在專制體制下，只能是暴力的。
後世所稱的"俠"，雖然武俠佔了主流地位，但是這種熱心於公共事務、公益、長於聯誼、善於交友的俠風仍然保留著。那種沒有朋友、不顧及他人的人們，不論有多麼高超的武功，也為俠客所不齒，甚至不被人們稱之為"俠"。而那些並沒有什麼武藝，可是極喜交遊，朋友遍天下的人們，也會被稱之為"俠"。這些人的共同點，就是喜歡交接朋友，有眾多的士人相輔助。這就使我們對單純地以"武士"來解釋"俠"提出了疑義。
在戰國時，遊俠與游士是很難區分開的。戰國時，"士"已經是個模糊概念了，只要不務農，不經商，不以其他方式出賣勞動力，又有一定的特長，都可以稱作"士"。如果再具有了俠的品格，就可以稱作遊俠。然而除了"四公子"等貴族之俠外，一般的"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極少聞見，可能他們沒有特別突出的表現吧。
"俠"是人們對生活的一種選擇
遊俠最為活躍的時期是在西漢初中葉。史書上對這個時期的遊俠活動有充分的記載。但更重要的是，先秦貴族精神沒有消失殆盡，西漢初專制統治也較秦朝鬆動，遊俠有一定的活動空間。如果說在秦代遊俠是處於地下狀態的話，漢代則上升到半地下狀態，所以才引起輿論和史官的關注。
對《史記》、《漢書》中關於漢代遊俠的記載加以分析，可以看出，遊俠是脫離了主流社會秩序（垂直組織）的人群。他們在士、農、工、商之外，不治產業，不屬於「民」；又常常破壞法律，拯危救難，阻撓統治階級意志的貫徹執行，說明他們不依附統治者。
因此，總的來說，皇權專制統治階級對遊俠是採取取締和打壓政策的。
遊俠不是來源某個特定的社會階層，任何人只要嚮往遊俠，並按照傳統對遊俠的規定去做，就有可能成為遊俠。有貴族之俠，如戰國"四公子"，是公認的俠；東漢末年"四世三公"的袁紹、袁術也都"好遊俠"，有俠風；東漢河內太守王匡"輕財好施，以任俠聞"；陳留太守張邈以俠氣聞名天下，振窮救急，傾家無愛，由此，士多歸之；另外，"布衣之俠"也不在少數，東漢末的許多出身下層的名人，喜歡交遊，與俠客往來，如劉備（家庭貧困，與母販履織席為業）、甘寧（出身小吏）、姜維（出身小吏）等等；至於一些家中富有的少年，傾心遊俠、竭力模仿的更是數不勝數。
遊俠存在的條件，是中央集權還沒有高度發展的時期，也就是統治者對遊俠的取締還不太嚴厲的時候。因為遊俠與游士、游民不同，他們不是由社會地位和生活狀況決定的，而是一些人自覺選取的一種生活態度。這些人不去做遊俠，也不是不能生活下去了，甚至可能生活得更好。他們去做遊俠，為的是滿足精神上的追求，就像堂.吉訶德一樣（當然不像堂.吉訶德那樣荒唐），是一些受了古代遊俠傳統的影響，自動脫離社會秩序的人們。他們被理想化的遊俠生活迷住了。讀《史記遊俠列傳》，確實令人嚮往，對於不太安分的熱血青年尤其是這樣。這往往與人性中尚武習性和對超凡力量的崇拜有關。
古代遊俠的流風餘韻尚未泯滅，因此有些人，特別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或有一定叛逆精神的人們，便學做遊俠。他們對平庸的生活不滿，追求不平凡的人生或更有意義的生活。華夏民族又是少有強烈宗教信仰的民族，基本的傳統和儒家教養又是循規蹈矩的。那些追求不平凡的人們的眼光就容易向「俠」集中。如果這些青年採取的生活方式，與古代的遊俠品格有某種程度的契合的話，人們便稱他們為"俠"，或說他們"有俠風"。如果他們再喜歡遨遊天下，呵呵，便是"遊俠"了。
漢代的俠流動性增大，特別是出身平民社會的俠，如果一旦厭倦了這種生活，還可以改弦更張，只要你沒有加入有約束力的秘密地下組織。但到了東漢，俠就有了秘密組織，《前漢紀》卷二六記"長安中群輩殺吏，受命報仇。相與探丸為號。赤丸殺武吏，黑丸殺文吏，白丸主治喪。城中暮煙起，剽劫行者，死傷撲道。"這種流變，其實就是歷史的真實，而不是像武俠小說寫的那樣一旦玩膩了俠，還需要"金盆洗手"，才能回到主流社會來，在東漢，在歷史上，不存在金盆洗手。
遊俠品格與生活的獨特性
那麼，什麼是遊俠獨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品格呢？這些在《史記遊俠列傳》中有很具體的描述。司馬遷筆下有相當具體的描寫：
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這裡就包括了：
（1）勇於幫助他人解決困難，主動去拯救在生死邊緣的人們，不怕死，而且不求回報。
（2）為了拯救困厄中的人們，不怕觸犯法律和世俗的道德觀念。
（3）說話算話，言而有信，一諾千金，救人要救徹底。
（4）不逞強，不自我炫耀，作默默無聞的奉獻，也就是司馬遷在另一處所說的"其私義廉潔退讓"。
這四條也是後世公認的遊俠們所應必備的道德品質，這些品質的核心是為他的和反主流的。為了他人，其實就是古代貴族因為管理公共事務而形成的愛管與自己不相干事情的習慣的延伸。為此他們不怕與佔主流地位的勢力或制度對抗，甚至不惜犧牲自己。在皇權專制嚴酷統治的黑暗王國裡，遊俠是人們企盼的一線光明。遊俠的為他和反主流又非逞一時之快，他們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此儘管遊俠為別人做了很多，但從不期盼回報，他們不逞強、不炫耀，言必行，行必果，這是何等成熟的人格！
《史記》所描寫的漢代遊俠朱家、郭解等人的行為都充分體現出這四條。由於具備這種高尚的人格，也就受到普通人的愛戴，朋友遍天下，極具號召力。遊俠敢於去鏟民間的不平，在統治階級看來這是取代他們行權，長久如此，則"國將不國"。遊俠敢於對抗現行體制，更是皇權專制統治者嫉惡遊俠的根本原因。漢代最具俠之品格的郭解最後被滅族，可見統治者對遊俠憎恨之深。然而"天下無賢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朝廷與民間的評價是根本不同的。
自從司馬遷熱情謳歌了遊俠之後，對後世詩文作家有所啟示，這些"為他的"、"反主流"的精神也激勵著具有浪漫激情的詩人，然而現實生活中像司馬遷筆下的遊俠少了，他們便把目光投向歷史，一些被司馬遷寫過的刺客，由於他們的反暴政意義，被後人看作了遊俠，其中最典型的是荊軻。陶淵明《詠荊軻》說得最明確，左思的《詠史》寫得最好：
「荊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旁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盼邈四海，豪貴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自漢滅秦，特別是賈誼的《過秦論》問世後，秦便是暴政的象徵，抗秦便是救民眾於水火。荊軻在司馬遷眼中只是個刺客，在後世人們的想像中，其意義有所提升。在左思眼中，荊軻不僅敢於除強抗暴，而且他還是個蔑視權貴、以布衣自重的平民遊俠。唐代李白的《俠客行》也屬於這類作品。這首詩把《遊俠列傳》所列遊俠種種的美好品格統統用富於激情的詩句把它們張揚開來：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
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
十步一殺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閒過信陵飲，脫劍膝上橫。
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
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
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
救趙揮金錘，邯鄲先震驚。
千秋二壯士，煊赫大梁城。
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
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殺人報仇，解危救難，事成不求報，深藏不令人知；為人重然諾，為報答知己，不惜犧牲生命；為了實現社會正義，一往無前，給當代與後世留下光輝的榜樣。他們是誰？不是朱亥，也不是侯嬴，更非信陵君，他們是李白想像中的平民俠客，是司馬遷想寫，但"靡得而聞已"的布衣之俠。作為詩人的李白通過藝術的想像，把他們創造出來了。
這些人是黑暗王國中的一線光明，簡直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社會良心"。像這樣的用詩的眼光和感情去看待和謳歌遊俠的作品，在唐代詩歌中還有一些，如李白的《結客少年場行》、李嶷的《少年行》等都是，它們對後世頗有感染力，然而很難與現實中的遊俠對號。
②另一種"為他"的遊俠
遊俠是黑暗如磐的專制社會的亮點，因此，能激起有正義感人們的豪情，起而效之。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對遊俠知之較多，但他們絕大多數是上層人士，缺少反抗主流的動力，於是，他們為遊俠生活開拓了另一個領域--武裝報國。相對司馬遷嘖嘖歌頌的遊俠來說，這可以說是另類遊俠，如東漢末年曹植的《白馬篇》有名句云：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並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這首詩不僅表達了自己的嚮往——建立功業的理想，還宣洩了鬱積於胸中的慷慨不平之氣。這種作品的題材可以說是一種全新的題材，是過去的文學作品中很少涉及的。在國家危難、外族入侵與平時保衛邊疆的戰鬥生涯裡，對於讀者有鼓舞作用。這首詩也確是好詩，但詩人所寫的已經不是司馬遷所說的"不軌由正義"、"赴士之阸困"與主流社會相對抗的遊俠了；他寫的是報國之士（實際上報的是曹植父兄所建立的王朝），但卻頂著"遊俠"之名，我們只好說他是另類"遊俠"，因為這種遊俠還有某種程度的"為他"性質。以後這類作品成為一個套路，用"遊俠"這個激動人心的名稱表彰那些以身許國、建立功勛的少年志士。如鮑照的《擬古詩》（幽並重騎射）、王維的《夷門歌》（七雄雄雌猶未分）、《隴頭吟》（長安少年遊俠客）、崔顥的《古遊俠呈軍中諸將》（少年負膽氣）、元稹的《俠客行》（俠客不怕死）、陸游的《劍客行》（世無知劍人）等。這類作品把本來是令統治者十分頭痛的遊俠，變成了統治者能夠接受、甚至是十分歡迎的人物了。把反主流社會的社會現象納入了主流社會。隨著時代不同和當時社會狀況的差別，這類作品另有別的社會意義。
唐代時候的陳子昂、邊塞詩人、李白和許多盛唐詩人都是帶一些"俠氣"的。他們用詩人的眼光把這些武裝報國的遊俠理想化，並攝取他們奮鬥生活中的美好一面，滿懷著激情把它展示給讀者。如陳子昂的《感遇》（三十四）：
朔風吹海樹，蕭條邊已秋。亭上誰家子，哀哀明月樓。自言幽燕客，結髮事遠遊。赤丸殺公吏，白刃報私仇。避仇至海上，被役此邊州。故鄉三千里，遼水復悠悠。每憤胡人入，常為漢國羞。何知七十戰，白髮未封侯。
把一個在家鄉殺人作案的少年描繪成憂國憂民的志士，彷彿有了"報國"就可以掩蓋一切了。
不論哪類遊俠詩，唐人寫到遊俠時都充滿了一股青春氣息，歷來人們認為只有少年才會選擇遊俠生活，唐代又是許多文人嚮往在戰爭中建立功業的時代。李白在《行行遊且獵篇》中歌謳道："儒生不及遊俠人，白首下帷知何益"唐初郭震名作《寶劍篇》，寫到寶劍的去向"非直交接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連孟浩然這樣襟懷沖淡的隱逸詩人都寫下："珠彈繁華子，金羈遊俠人。酒酣白日暮，走馬入紅塵。"（《同儲十二洛陽道中作》）青春、寶劍、酒、走馬、報仇、殺人是以遊俠為題材的唐詩中屢屢出現的意象。唐人寫遊俠生活或遊俠的生活態度，也往往用樂府舊題中的"結客少年場行"、"邯鄲少年行"、"少年行"等等。遊俠雖然說是人們對生活的一種選擇，但願意做出這種選擇的大多是青年人。因為只有青年才更少地泯滅人們本有的良知。
人們在困厄中所企望的遊俠，是司馬遷在《遊俠列傳》中所描寫的像郭解一樣的遊俠。太史公在《遊俠列傳序》中所寫的遊俠的品格，也是人們所期望的，但這是一種非常成熟且具有高尚德行的人才能具備的思想品格。它不僅要依仗人性中所固有的善良本性，還需要有一定的理性認識以及長期磨煉和修養。基於年輕人的熱情或一時心血來潮的人，做不了俠；養尊處優沒有經歷過任何苦難磨煉的人，也很難成為堅忍不拔的俠；沒有果毅堅韌的性格，沒有百折不回、堅持到底、永無悔恨的精神，也不能做俠；沒有謙退沖和的胸懷也難成為完美的俠。
上面說過，世間最想做俠的大約以年青人為多，因為這個年齡段的人們最敏感、多同情心，嚮往不平凡、帶有浪漫色彩的生活；他們易於為社會不公而鳴不平，為實現社會正義而熱血沸騰。因此想做遊俠、想充當社會良心的人，在任何時代都是以年青人為最多。可是年青人很少有歷練，是最不成熟的一群。那種一諾千金，言必信、行必果的俠風，決非一些輕薄少年所能望其項背和模仿一二的。歷代學遊俠的多是少年、青年，他們只能學到古代遊俠的皮毛，如服裝打扮、行為作派等等。鮑照的《代結客少年場行》：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仇。
另一首《擬古意》：
幽並重騎射，少年好馳逐。氈戴佩雙鞬，象弧鍤雕服。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
王僧孺的《古意》：
青絲控燕馬，紫艾飾吳刀。朝風吹錦帶，落日映珠袍。
這些以遊俠自居的富家紈褲子弟，無非是著裝華麗、威武以自炫輕狂、輕薄，表示他們是不同於庸眾的一群。他們有的甚至用敢於血仇而表現自己的果敢，用勇於屠戮無辜而顯示自己的力量。其他如乘肥挾彈、呼鷹逐獵，也是這類"偽遊俠"的典型行為。這些人處處表現出與眾不同，彷彿是脫離了宗法秩序的一群，然而，他們與原本意義上的遊俠卻是大異其趣的。對於弱勢人們的"存亡死生"，他們不僅沒有這種能力，甚至根本也不會產生這種意識。他們的"遊俠"不過是走馬長林、逐兔豐草而已，有的甚至只是走狗鬥雞、樗蒲賭博罷了，總之不讀書，再追逐一種不同於室內娛樂的娛樂就有了三分俠氣（如同會飲酒、讀《離騷》就是名士一樣）。這些假遊俠們不僅沒有一點兒犧牲精神，有的甚至沒有絲毫生死相搏的勇氣，其反叛性、危險性都不存在了，遊俠對於主流社會不僅沒有危險，而且具有娛樂價值了。這種純粹供人娛樂的遊俠（像現今的武俠小說），誰都能接受它了。連太太小姐所居住的內室（也就是貴族少年的溫柔鄉里）也可以用它來裝飾了。庾信在《詠畫屏風詩二十五首》中，就有一首詩歌詠屏風上畫的"遊俠"少年。詩中寫道：
俠客重連鑣，金鞍被桂條。細塵障路起，驚花亂眼飄。酒醺人半醉，汗濕馬全驕。歸鞍畏日晚，爭路上河橋。
這座屏風連環畫中的"遊俠"與《史記》中所寫的郭解等人能差出十萬八千里吧！他們也是呼朋引類，也是走馬鬧市，但他們是去"驚花"、"醉酒"的，所以才會害怕歸鞍日晚，要與人爭路呢！
有的詩人沒有意識到這些假遊俠的可笑，還一本正經地描寫他們。如王維的《少年行》：
新豐美酒斗十千，長安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為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
當然這只是少年遊俠的一個剪影，一首小詩也不可能寫到主人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我們從這首詩的情調的歡快、少年遊俠格調輕佻（能喝酒就是了不得的豪氣了），都可以斷定這位少年不過是借遊俠生活玩玩的假遊俠。真正的遊俠的生活是十分沉重的。與王維相反，杜甫就對這類少年人有較深的認識。他的一首《少年行》中這樣寫道：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坐人床。不通姓字粗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
古遊俠有先秦士風，為人都是"廉潔退讓"的，十分低調的，哪像這位少年如此張揚無禮。胡夏客說："此貴介子弟，恃其家世，而恣情放蕩者。既非才流，又非俠士，徒供少陵詩料，留千古一噱耳。"這種假遊俠在杜甫筆下是很可笑的。
唐代詩人韋應物，少年時正逢盛唐，作為貴族，他成為玄宗皇帝的"三衛近侍"，這個編制是貴族無賴少年的淵藪。年青的韋應物也與這些無賴少年一起"遊俠"，一起尋歡作樂--賭錢、追女人、違法亂紀，而且以其特殊身份（所謂"職位不高地位高"也）傲視官府，不受懲罰。晚年，他在《逢楊開府》一詩中對這段生活作了一些反思。其中寫道：
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裡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煢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座客何由識，惟有故人知。
如果韋應物要像現在某些"紅衛兵"一樣，能把他年輕時的所作所為寫得非常浪漫（一擲千金的豪賭，與鄰女偷情），十分風光。風雪夜中作為"武皇帝"侍衛的光榮，長楊圍獵時的豪氣，也是能體現"盛唐精神"的；可是作者沒有這樣寫，而是把自己描寫成一群惡少，暴露了自己作姦犯科、無法無天，成為了鄉里一霸，並且寫到自己的愚拙，作了真誠的懺悔。傳統不習慣懺悔，所以弄得一些評論家認為本詩所寫"不類蘇州（韋應物）平生"。實際上這正體現了韋應物作品的價值。韋以自身生活為例，揭示了"假遊俠"不僅有可笑的一面，還有可惡的一面。
"遊俠"的末流雖然無害、並有娛樂價值，但也不能見容於主流意識形態，也為一切的正派人所不滿。東漢伏波將軍馬援給自己的侄子馬嚴、馬敦的信中，曾就如何做人教育他們說：
龍伯高惇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
馬援《誡兄子嚴敦書》
對於杜季良這種真正的遊俠，馬援像對待醇儒一樣愛重卻不願兒輩學習。其原因是，學龍伯高這種謹慎惇厚的人不成，尚能做個老實人，不會出格越軌；如果學遊俠不到位，就成為一個無所不為，但又絕不干正經事的輕薄子了，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馬援《誡兄子嚴敦書》。由此可見一般人對於遊俠的看法。
古代遊俠有著廣泛的影響力，他們所能鼓動的人數遠遠超出了他們自身和與之相交的人數。他們還與游民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到了宋代和宋代以後，這種聯繫尤為密切。隨著世族大姓被五代的兵火掃蕩殆盡，貴族遊俠已成絕響，平民遊俠興起，具體論述見陳山《中國武俠史》。有些俠客與游民地位相去無幾，他們只是比一般游民有更高的武功，更豐富的閱歷，更具有指揮人的才能。他們是游民仰慕崇拜的對象，游民從他們身上汲取了敢於反抗、勇敢不怕死的精神。游民在進行大規模的反社會活動的時候，尤其把俠客看作是自己闖蕩江湖的榜樣。因此研究游民文化，不能不考慮到游民對遊俠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游民知識分子在其所參與的通俗文學的創作中，對於俠是熱情歌頌的，為俠在民間社會裡的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些通俗文藝作品就是游民接觸和瞭解遊俠的橋樑。
後世的武俠小說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古代遊俠的影響，他們對於俠客遊俠生活的誇張渲染和描繪，使得廣大老百姓更把他們看作"社會良心"，特別是那些喁喁望救之士。實際上，這是人造的幻影，對受著沉重壓迫的老百姓起著麻痺的作用。因為遊俠有可能被統治者利用的一面，俠客為了擴大自己的影響，也與權貴相往來，作為政治投資。魯迅曾說：
漢代大俠，就已和公侯相餽贈，以備危急時作護符之用了。
《三閒集流氓的變遷》
漢代的班固雖然對遊俠有偏見，班固在《漢書》中批評司馬遷歌頌遊俠是"退處士而進奸雄"。但是他在《漢書遊俠傳》中所說的許多遊俠是"藉王公之勢"，"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確實也是事實。不僅在漢代如此，後世許多有廣泛影響的遊俠也都與權貴相勾結，甚至為權貴效勞。這還是具有獨立意識的，不藉強勢以欺壓百姓的遊俠。至於那些本來就沒有什麼超越精神，純粹靠遊俠之名以獲取個人利益的游民，則可以為任何人所用，"有奶便是娘"就是他們的信條。於是就出現了許多名為遊俠，實際上是統治階級鷹犬的人物。如唐高祖時，太子李建成在戰功和屬下將領都遠遜於其弟李世民的時候，為了保住其位置並順利接班，便大量招收遊俠。安史之亂後，地方勢力壯大，一些藩鎮馴養遊俠刺客，謀害朝中力主削平藩鎮的大臣。他們在對抗朝廷和分裂國家的活動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不同政治派別的鬥爭中，遊俠也往往充當殺手，從肉體上消滅政敵。這在兩千年皇權專制社會歷史中並不少見，直至清代，還有傳說講雍正皇帝豢養有"血滴子"集團，搞暗殺活動。見瞿兌之《人物制度風俗叢談？雍正訪求毒藥》。因此，儘管遊俠在破壞著皇權專制社會的正常秩序，但皇權專制統治者在非常時刻還是少不了他們。對於遊俠，他們是又需要又排斥的。
遊俠的末流墮落為流氓、盜匪，成為社會的禍害，還頂著"俠客"的美名，具有一定的欺騙性。許多本來就是流氓的人物也以"遊俠"自居，在社會上招搖撞騙。另外，遊俠有很大的能量，他們多數有武功，有膽量，有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有的還有與社會抗衡的經驗。這樣，在游民騷亂、市民抗暴或農民起義之中，他們往往會成為中堅力量，成為領導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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