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靜茹

 

導演李安說他拍《臥虎藏龍》,是想讓外國人看看華人特有的「俠文化」。隨著《臥虎藏龍》奪得多項國際大獎,李慕白英姿煥發、神采奕奕的大俠形象果然瀟灑走進西方。現代武俠小說中的大俠面貌或有不同,但正如李慕白,俠客有志一同的,都是「義之所在,雖死不辭」,如辭典說的,大俠是好義勇為,除暴安良,濟弱扶傾,「古來俠者所以為俠,就是以明是非、知禮義、重骨氣著稱。」

俠,這個華人文化中傲絕千古,至今讓人馳騁於無盡想像中的角色,究竟如何形成?具有哪些特質?什麼樣的人才配稱做俠?

 

說起俠客鼻祖,一般總是由《史記》「遊俠列傳」中的郭解、朱家談起。郭解之輩,「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史記》關於遊俠的記載寥寥幾段,卻是最「純正化」的中國大俠

 

痞子大俠

尤其太史公將遊俠與刺客分開立傳,荊軻之流的刺客,為了報知遇之私恩行刺,只能說是「刺客」,與為公忘私的遊俠全然不同。只是,前輩大俠果真都是摩頂放踵,兼愛天下?

「郭解、朱家是漢代遊俠中的少數,」曾經深入研究俠文化的佛光大學校長龔鵬程解釋,早期俠客絕非正義之輩,但歷史家的責任是提供人們從不同角度欣賞人物,史記敘述每一種人物時,都會替他們尋找存在的價值,提到他們可取的部分,書中人物往往只是特例。比如名醫扁鵲列傳,正是當時大夫都無法擁有扁鵲妙手回春般的醫術,同樣的,俠客中,朱家、郭解猶有可稱述之處,至於當時市井中許多所謂的遊俠,作風等而下之,以時下的「痞子」稱之亦不為過,史記也就不談了。

「最早被稱為遊俠者,不過是盜匪與魚肉民間的暴豪,」龔鵬程說,太史公的意思也是「俠是不對不好的,我勉強從中選幾個例子作為表率。」

正因為遊俠以武犯禁,漢朝統一後,為維持社會秩序,遊俠一度被「全力掃蕩」,所謂「漢既統一,誅族遊俠」,但因應時代需求,俠客卻沒有消失。

 

其人雖已沒,千古有餘情

其實,古來大俠從不屬於某個特定階層,典籍上被稱為俠的,面貌多樣,俠的意義也很複雜。但人都有選擇性記憶,類似郭解廓然忘私,行俠仗義的俠客雖少,但這少數一、二正面特質卻深扣人性,何況人世不如意十常八九,恃強欺弱之事時有所聞,遊俠打抱不平,殺人於市的特質也就特別受人激賞,每逢國勢衰弱,俠義精神就更被標舉推崇。

民初大學者顧頡剛曾經這樣解讀俠的消長:遊俠以布衣之細,竊殺生之權,為大一統帝國的統治者所絕對不能容忍,漢代明摧暗殘,遊俠連同其代表的尚武精神,早就一蹶不振。但每到統一集權政府崩壞而農民蜂起時,還是有相類人物出現,只要制度不立,綱紀廢弛,原有的階層劃分和道德規範失落,個人游離於社會組織與結構的可能性大增,遊俠就得以縱橫馳騁。

魏晉以降,不時改朝換代,兵荒馬亂,遊俠得以大展身手。但遊俠仍不免龍蛇混雜,俠客到底是趁火打劫之流,或真是為國為民的忠勇之士,仍難定論,什麼樣的人被稱為俠,也很難以少數幾個特質說明。三國時代曹操曾被稱為遊俠少年,其實過的是「飛鷹走狗,遊蕩無度」的日子,等同於時下遊手好閒的「FG囝仔」,直到投入義軍掃蕩黃巾之亂,篡奪漢室,才成就梟雄之名。

遊俠的「正義」面貌直到唐代才逐漸被固定,大俠朝著正面一路發展,形象高大正義,與不稱頭的鼠輩已完全撇清。

 

豪俠時代

大唐盛世,氣闊恢弘,漢番夾處,首都長安曾是國際大都會,社會風氣重武輕文,不僅唐朝文人都以俠客自居,「豪俠」更是唐朝傳奇小說三大表現題材之一。配合著時代節奏,文學中的俠客逐漸由並非時時光彩的配角,一躍而為第一男主角。「俠客在唐代逐漸正面化,是唐朝人有意識扭轉漢代俠不軌於正義的形象,一變而成文武合一的英豪,」龔鵬程說。

配合著道教神仙思想注入傳奇小說,中國豪俠的武功更不斷精進,在類似呂洞賓精通法術的「劍仙」推波助瀾之下,大俠行止神秘,擁有飛天、幻術本事,殺人則以割人首級為後快,而在完成報仇、報恩、濟世救人等等大業後,俠客更飄然而去,不知所終,對人世不多留戀。

宋明之後,中國外患內亂更是頻仍,政治黑暗,天災人禍不斷,自然少不了豪俠出頭行義的故事。一部以綠林好漢為主角的《水滸傳》,就被視為中國最偉大的俠義小說。為了改變社會種種不合理現象,梁山泊一百零八位好漢展開一段和官府對立的驚險好戲。水滸雖在元末明初由施耐庵整理成長篇小說,相關故事其實早在宋代已在民間廣泛流傳。

 

一簫一劍平生意

在國家敗亡中,宋朝理學家為國家長治久安而提倡振興儒學,但禮教的束縛,使得儒生給人迂腐之感,俠客具有的血氣,則為文弱儒生注入陽剛氣質,儒、俠合體,一簫一劍平生意,「簫代表文學藝術,劍代表不屈的性格,兩者相得益彰,也變成中國人理想的人格形象,」淡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林保淳表示,俠儒合一的人格形象在透過小說戲曲更慢慢具體化,後代武俠小說受此影響,頭號主角遂總是文武合一的俠客。

時代創造英雄,明朝遭倭寇、女真蹂躪,社會崇武之風大起,連文人也投入軍旅、從事武學研究,戚繼光、俞大猷都是允文允武的儒將,許多大儒都有具體的武學造詣與重要武術著作,「這是中國武術、武學重大發展的關鍵期,比如最早提到內家拳的是黃宗羲,」曾有多年習武經驗的龔鵬程表示,包括太極拳、少林拳被深入研究闡發成書,都在明末清初,中國武術因此有了重大突破,進一步為後世武俠小說提供了深厚的武學基礎。

 

劍道天心

但在俠、儒合一典範的要求下,中國大俠內涵又起了變化,肝膽相照的水滸傳梁山好漢算不算豪俠,在歷代也引起諸多爭議。「殺人不眨眼的梁山英雄,在倫理上太難定位,到底他們代表強梁道德,或者代表反對強梁的道德?但這種表現倫理上的困境與衝突,也成為後世中國武俠文學最主要的特色,」龔鵬程指出。

「早在《史記》之前,中國就在武學中加入王道思想,武學的最高道德規矩,就是去除霸道,」林保淳也說,對於中國俠義之士,恕道比功夫重要,武學顛峰不代表道德顛峰,中國大俠必須成就倫理與德行,又要講道義、又要嚴防禮教,又要顧及百性、忠於國家,諸多重擔一壓,大俠也很難瀟灑走一回。

這樣的觀點影響了武俠小說俠客的塑造,「我們的俠客基本上在表現仁心,因此不論作家怎麼寫俠客,可能在小德上有疏失,但在面臨重要關鍵,在大的抉擇上是絕對堅持的,」林保淳道破大俠的「宿命」。

 

矛盾與衝突

《臥虎藏龍》電影熱賣後,原著小說趁勢重出江湖,市面上人手一冊,爭睹主角李慕白真面目。相較於電影中的李慕白,原作以相當多篇幅描述李大俠掙扎在禮教與情感之間,在俠友孟思昭去世多時,儘管俞秀蓮鍾情於他,李慕白卻反反覆覆,一方面擔心自己成了貪色忘義的小人,自認萬萬不能娶好友之妻,一方面卻又朝思暮想,無一刻忘懷俞秀蓮,顯得婆婆媽媽,溫溫吞吞,「迂腐的讓人受不了,」一位武俠小說迷如此反應。更有人認為,實在看不出李慕白具有快意恩仇的大俠風範。

但類似李慕白如此進退兩難大俠,卻是現代大俠的「主流」。「中國武俠文學寫得好的都會觸及到俠客的這種內在矛盾,就是一方面俠客自由自在,仗劍行俠,想殺人就殺人,但天長地久以來的各種倫理要求,又讓他不能痛快殺人、不能乾脆行事,」龔鵬程表示,武俠小說往往就在處理大俠內在倫理上的掙扎與衝突。

大俠既困在倫理問題上,血性無法完全迸發,原始生命力量與氣魄不足,往往就不如小說中愛憎分明、不顧倫理的角色來得生動。以當代武俠大家金庸筆下主角為例,張無忌、令狐沖、楊過,都不時掙扎於正、邪之間,搖擺不定,「他們身旁敢愛敢恨的女性如趙敏、任盈盈、小龍女,角色都比他們來得精彩,」龔鵬程以為。

 

大俠戀愛了

不過,現代武俠小說筆下的俠客之所以情感生活多采多姿,寫過多部武俠小說的作家荻宜不諱言,早年武俠小說在報章連載因而篇幅越寫越長,加油添醋,大俠也就少有千山獨行、衣袂飄飄的孤絕感與白晝悲歌、深宵彈劍的悲壯氣。

「尤其清末之後,武俠小說大量加入情愛情節,讓主角徘徊在情愛之中,」曾經研究女俠角色變化的林保淳表示,女性在武俠文學中出現甚早,份量不亞於男性。但早期女性劍客也都俠義冷然,少作女兒姿態。唐傳奇中的聶隱娘就因為見官僚戲弄孩兒不忍誅殺,因此遭女尼斥責,要她「以後遇此輩,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唐代深受佛道信仰影響,小說人物不僅能斷人所愛,也能斷己所愛。直到清朝《兒女英雄傳》裡的十三妹,個性也都還亢直特異,俠氣崢嶸。

民初武俠名家顧明道寫《荒江女俠》後,女俠行走江湖的故事紛紛重現,但這回女俠卻慢慢改變了江湖體質。尤其受鴛鴦蝴蝶派文風影響,武俠小說寫女性主角一定談到他們的感情世界,「女性感情要有著落,連帶男俠內心也開始被細細描述;不僅女性特質注入男性俠客身上,大俠發現愛情也是他們生命中的一部份,」林保淳表示,王度廬筆下包括《臥虎藏龍》在內的《鶴鐵五部曲》,更被視為民初描述大俠徘徊於情愛最精彩的一系列著作。

「王度廬奠立了武俠小說中俠骨與柔情兩大支柱的功用,從這一點看,不論王度廬小說的成就如何,在武俠小說發展上,他確實開創了一個新的面貌,」林保淳認為,王度廬筆下的主角,絕非超人英雄,也往往不像俠客,而是缺乏果斷的多情書生,江湖氣少,文人氣多,缺點更多。但李慕白的「人性化」,卻得到當時廣大讀者認同。 甚至導演李安也說,在許多武俠小說中,他談不上喜歡或欣賞哪位大俠,但自己選擇改編《臥虎藏龍》,則是一定程度認同李慕白的人生困境。

原來,作為人人景仰的大俠,其實一如才氣縱橫的失意文士,甚至人人都經常處於人生不如意中。或許,大俠的風采俠義,正是人們在平凡人生中的奢侈想像,真正的大俠,也只有在大銀幕與故紙堆中去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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